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也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发迹。张作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一路攀升到割据一方的“东北王”,最后登上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的宝座,他本人也从不名一文、浪迹乡里的穷小子一跃成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据1926年10月10日的成都 《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显示,在北洋时期,七十一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达六亿三千万元,而张作霖一个人独占五千万,高踞榜首。那么,从1902年接受清廷招抚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在短短的二十六年时间里,张作霖到底积攒下了多少家底?他又是如何获取到这些巨额财富的呢?出生入死,发剿匪财张作霖与众多封建军阀一样,出身贫寒,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干过兽医,这都是些最卑微的职业,一点油水都沒有,所以张作霖早期可以说是不名一文。直到他办保险队开始,手头才宽裕了点,但这也仅限于养家糊口,谈不上富贵。日子清苦到什么程度呢?张学良出生后赵氏没有奶水,只能喂孩子高粱米汤。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从张作霖接受清廷招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古往今来,有两个词一直被人们用在一起,那就是“升官”“发财”,而发财紧紧地跟在升官的后面,似乎是只要升了官也就发了财了。张作霖的发财之路也就始于他接受清廷招抚、当上巡防营的管带。获得财富最快捷的手段就是抢劫。当然,这时候的张作霖已经身为维持一方治安的清军官员,杀人越货之事是万万干不得的。聪明的他很快找到了一条合法的抢劫方式——剿匪。张作霖在平定五大哨匪帮时,除人马据为己有外,各帮掠劫之金银财宝也全部落入他的囊中,其后清廷又以剿匪有功赏他白银一千两,这样,一次剿匪使张作霖得到了双份收入。而此后的1904年日俄战争,又给了张作霖发财的机会。他左右逢源,周旋于日俄两军之间。为了拉拢他,日俄双方都送给他不少的经费和赏金。这样一个时间段张作霖到底发了多少剿匪财和战争财,我们没办法统计。但他为讨好顶头上司张锡銮,曾一次送给张高达两万两白银的赌金,其出手之阔绰可见一斑。尝到剿匪甜头的张作霖,于1907年在升官发财利益的驱使下,诱剿了辽西巨匪、自己的结义兄弟杜立三。杜立三在辽西经营多年,家财丰厚,仅缴获的和物资就装了几十大车。更让张作霖大为兴奋的是,在杜立三的老巢还挖出了数百缸白银。胆大的张作霖将这些财物大部分据为己有,仅将其中的一小部分上缴。而清廷除升其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外,还赏给他白银两千两。这次成功的剿匪经历,让张作霖一举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1908年,徐世昌派张作霖赴辽西剿灭蒙古叛匪,就这样他又发了一笔蒙匪财,并大做军火买卖。他这军火买卖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低价买高价卖,他是十足的无本生意:将剿匪得来的一部分军火,以高价卖出去,再剿再卖,如此循环不已。张作霖手中的黄金、白银、珠宝、外币如辽河水般滚滚而来。就这样,几年的剿匪生涯,让张作霖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而他的万贯家财也始于此。
占土地,办商号、银号张学良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东北老百姓一直怀念我们张家父子,因为我们张家父子从不刮地皮。”记者问:“那钱从哪里来呢?”张学良说:“粮食丰收时大量收购,冬天再高价卖出去。”记者又问:“那收购的资金从哪里来?”张学良笑着说:“从官银号拨用。”张作霖崛起之时,适逢东北当局丈放土地伊始。凭着手中的大量钱财,张作霖以极低的价格,取得了大片土地。早在1908年剿匪时,张作霖就乘省府丈放土地,开垦荒地,在达尔罕亲王、博克图亲王、科尔沁亲王手中套购一大批土地。1914年起,奉天省开始丈放国有土地 (即放官荒),并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施行细则》,张作霖又乘机领到了许多土地。此外,再加上一些人为了巴结他,免费赠送给他的土地,使张作霖迅速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型大地主。发迹前小打小闹的做生意经历虽没让张作霖大富大贵,却使他对经商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颇具经济头脑的张作霖早在新民府时期就用攫取来的钱财投资兴办了一家三畲油坊。后来,张作霖创办的商号均以他的堂名“三畲堂”冠名。由于经营得法,这家三畲油坊成为他以后经商发财的基础产业。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是人走到哪儿,商号就开到哪儿。1908年,张作霖奉命前往辽北的松辽平原剿匪。他的三畲油坊、三畲当铺、烧锅坊便在郑家屯开设起来。1912年,张作霖进入奉天城,奉天城内也就先后开设了三畲粮栈、三畲当。在短短十余年间,张作霖所经营的三种商业 (即油坊、典当行、粮栈) 就初具规模,并以新民县为基地,先后在法库、铁岭、开源、大连、海城、辽阳、黑山、大高坎、八角台、台安、中安堡和姜家屯等地,开设三畲油坊、三畲粮栈和三畲当铺的分号,计有大小商号数十家之多。一时之间,三畲号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连锁企业”。其中顶级规模、买卖最兴旺的要算三畲粮栈。这个粮栈在皇姑屯车站附近,以经营军粮为主。也就是说,此后十几年间,张作霖几十万大军,每年的粮草供给统统由三畲粮栈垄断。除粮食以外,它还兼营许多军需用品,如军队所需的服装、马具、灯具、皮革、医药等。这样,无形中三畲号又成为奉军军械被服的供给地。这种稳定的供给关系,让张作霖不费力地就赚取了大笔钱财。张作霖在完全控制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后,还创办了祥钱号、三畲合银号等钱庄。他的三畲合银号“发行私帖,民国九、十年度,其发行额达六十万元”。私帖类似于现在的支票,但其发行全属商家行为,以该商家信誉为保障。张作霖发行私帖数额之大,在东三省内无第二人可与之相比。如此众多的商号、银号,仅靠张作霖一人是如何也经营不过来的。智者当借力而行。张作霖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知人善任,他深知生意要做得红火,仅靠特权是长久不了的,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管理团队。于是,他挖掘了一大批善于经营之人替他打理这些生意,而他坐享利润。因为他这个东家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他的商号在税收等方面必然会享受种种优惠,从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投资企业、银行随着张作霖地位的提升、眼界的放宽,他已经不满足于出租点土地、开个油坊这样小打小闹的生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这一时期,投资企业利润丰厚,吸引了无数军阀竞相投资。向来极具投资眼光的张作霖也发现了这一商机。于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又投资工矿等近代企业,大发其财。他的投资分布范围极广,除遍布于东北三省外,甚至在山东、直隶、天津、北京等地也都有他投资的企业;从投资领域来说,更是涵盖了各行各业,有煤矿、滑石矿、铁工厂、纺织业、银行业等;而从投资额上说,与同时期其他军阀的个人投资相比,也是数目巨大。为了挤进这一些企业,张作霖见缝插针,有利就钻。1919年,由直系的大头目曹锟、曹锐 (直隶省长) 控制的天津最早的纺织工业——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筹备成立。为了挤进这家全国有名的新式工厂,张作霖参与了公司的发起。但曹锐对张作霖了解甚深,知道他是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生怕张的股份太多,将来会独吞了这家企业,对张的投资加以限制。张仅以海城三畲堂的名义,投入五百股 (每股一百元)。同年,张作霖借给政记轮船公司三十万元,并以东北官商名义,加股二百万元资助张本政渡过难关,从而获得从日本等地运送军火或物资的特权,大发横财。也是在这一年,黑山八道壕煤矿内部不和面临破产,听到风声的张作霖乘机以七十万元收购了该矿,从而独占了这家东北较大的煤矿。该矿的三个井每日平均产煤二百五十吨,一年即产煤九万多吨。当然,还有很多的实业家本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理,找到张作霖要求其入股,这样既可以寻求到政治上的靠山,又能扩大资产金额来源。因此,张作霖在很多近代企业中都有股份,如在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东北银行等几十家近代企业中,都有投资甚至是大股东。当看到金融业是聚合钱财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时,张作霖又适时地投资金融业,他先后于殖边银行、盐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奉天裕金银行投入资金,参与股份。摸清门路后,他又着手兴办完全属于自身个人的银行,也就是张家的私家银行——边业银行。该银行成立之初,张作霖一次拿出五百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一时期,其他军阀对近代企业也曾投有巨资,如曹锟家族在天津恒源纺织公司投资八十二万元,倪嗣冲在金城银行有八十九万一千四百元巨额投资,张勋在中兴煤矿约有八十万元投资,这些数字足以惊人,但与张作霖的大手笔比起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投入越多,回报也越大。张氏父子在边业银行的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利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仅在边业银行没收张家所得的历年银行红利及存款利息等,计有黄金四万七千余两。中国首富到底有多少家产关于张作霖到底有多少财产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法不一:《民视日报》 的统计是五千万元,但还有人说是九千万元,更有人说高达一亿元。对这些具体数字准確与否,我们无从考证。事实上,即使张作霖本人恐怕也很难清楚自己的财产准确数。我们只可以从一些零星的历史资料来推测这个民国史上最富有的军阀到底富到什么程度。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张作霖时期,东北是独立于关内的,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他就是东北地区的土皇帝。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奉系军阀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归张作霖所有,要区分究竟是张作霖个人财产还是奉系军阀公共财富很难。首先我们来看看张作霖有多少房产、地产。那时候的人与现在的人一样,权势与富贵的象征是什么?是房子。所以,一旦有权有势了,第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修建府宅。张作霖也不例外。早在中安堡时期张作霖就修建了一座民宅,到1905年,他又于新民府购府宅一栋。在奉天城刚刚站稳脚跟,他就于大南门里荣厚老宅基础上建起三进四合套宅一座,并一切以王府规格为基准,前庭后院,磨砖对缝,雕梁画栋,十分豪华。此后,他又先后在东院营造了中西合璧式小青楼、罗马式大青楼,在院外修建了帅府办事处。此外,他还先后修建了北陵别墅。在商埠地五经街一带,先后为五夫人寿氏、六夫人马氏盖了豪华的三层洋楼各一栋。除了大修府宅外,他还在大连、鞍山、兴城等地盖了不少的别墅。张作霖的房产不仅遍布东北各地,随着他逐鹿中原,入主北京,他的房产还渗入关内一些地方。除房产以外,张作霖在北镇有土地一千一百余垧,在黑山有土地五百余垧,在通辽西有荒地十二点六万垧,在辽河南北有荒地四点五万垧,在一面坡有地四百方 (方即方里,每方为四十五垧十亩)。20世纪20年代,东北北部地区交通条件好、土质肥沃的土地,每垧市价均在五十元以上,以最低五十元计算,这二十余万垧土地即价值千万。张作霖的这些土地并不会闲着,而是租给农民。当时地租一般每垧一石至二石。我们姑且按一点五石算,这二十余万垧土地每年就可收租三十万石,每石合四百六十斤,三十万石即一亿三千八百万斤。其次,是银行里的存款。在1925年年底郭松龄反奉时,日本人对张作霖的财产情况极为关切,“查得张作霖于奉天以外所存之现款,即朝鲜银行四百万,正金银行二百万,又在天津一千万,上海汇丰银行一千万”,“奉天满银正隆之两银行所存奉票当在百万元,百五十万元之数”。鉴于日本发达的情报系统,我想这组数字应该是准确的。仅从这几家银行即可看出张作霖的存款,也就是流动资金至少在两千八百五十万元。但这仅是以张作霖个人名义的存款,恐怕还会有不少以夫人、子女名义的存款吧。再次,实业。张家在东北各地开设了三畲连锁商号,行业涉及典当行、粮栈、油坊等,分布范围遍布奉天、郑家屯、营口、海城、黑山、姜家屯等地,大大小小有几十家之多。张作霖先后以自己或张学良名义投资的矿厂有:鹤岗煤矿、中兴煤矿、西安煤矿、复县复州煤矿、兴城县榆树沟煤矿、兴城富儿后沟煤矿、阜新煤矿、蛟河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奉复印刷石矿公司、永兴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海城大岭滑石矿、集安县马宝州金矿、铁岭县东牧养正砂金矿、兴城县和风城县的五处锰矿、岫岩县的钢玉石矿等。而张作霖投资或入股的工商业企业有: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宁古塔发电所、恒源丝厂、肇新窑业公司、奉天纺纱厂、惠临火柴公司、大昌兴军衣庄、祥魅畲军衣庄、魁盛祥军衣庄、奉天东方粮栈、奉天强华公司灰铺、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中日合办兴发公司等。以上这些,还是公开的、为人所知的财产,张作霖为了避嫌,将一些房产、土地、商号放在夫人、子女甚至亲信名下,这样的财产有多少,无人知晓。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散存于别的资料中的数字找到一些佐证。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地位不稳,准备南下大连,以二十七辆汽车,载着金银财宝送日本南满站货栈保存。“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私人财产被日军抢取的仅金银一项,就价值二点五亿元,而张学良主政东北不过三年时间,因而大部分都应该是张作霖时期积累下来的,从中我们可完全想象出张氏父子个人经济实力已强大到何种程度。大肆敛财,只为玩弄金钱政治张作霖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况,或是说为了给子女留下一笔财富的话,那么聚敛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也就足够了。在民国时期,两个人一年有个七八百元,足以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了,如有几十万元,一家子几辈子都花不完,用不着无止境地聚敛了。尤其是张作霖生活极其简朴,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我父亲在的时候,我们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见了就打。平常吃饭,厨房里就开四个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张作霖如此疯狂地敛财呢?首先,为笼络部下。北洋军阀的军队都是雇佣军,假如没有利益的赐予,任何亲密的关系都是靠不住的,任何手段的施展也都是无效的。在他们中间,有枪有钱就可以称雄,钱是可以通神的。因而,为了统治的需要,军阀要经常给手下的各级军官以丰厚的赐予,让他们过上奢侈的生活,使他们肯为自己出力。张作霖的奉系班底个个家资丰厚,吴俊升仅一介武夫,就因为选择了张作霖这棵大树,荣华富贵紧随而来,据统计其財产达一点五亿之多,而杨宇霆、张作相等人的资本亦在一千万至七千万之间,投资的企业少则几家,多则数十家。张作霖将奉军看成是自己的“私产”,视其为个人事业成败的根本。因而即使是对于普通士兵,张作霖也从不克扣军饷,相反还常常破费自己的私财对其施以小恩小惠,让这些士兵为其效忠。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张立即将其在北京各银行的存款三百万元充奉军溃兵解散费之用,每个士兵发放十元。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地位不稳,打发五夫人和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携带五万银圆,到东北医院慰问受伤官兵。其次,应政治上的不时之需。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为瓦解直系力量,采纳袁金铠的计策,以三百万巨资笼络冯玉祥,从而与其达成反直协定。冯玉祥的倒戈导致直系大败。1926年7月,张作霖为感谢关东军协剿郭松龄,将自己在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的存款日金五百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作为谢礼。如此巨额馈赠,足可见张作霖个人财力的雄厚。为感谢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在郭松龄反奉期间对他的支持与帮助,张也给了他一笔巨款,松井用这笔钱在日本镰仓海滨修建了一座豪宅。此外,张作霖还不时开展金钱政治,收买民心。北洋时期,许多军阀捐钱赞助“慈善”事业,如捐款给因兵灾或自然灾害而出现的灾民,来掩盖他们的黩武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在他们的统治下民生凋敝的现实,除此以外还有诸如捐资办学或投资公益事业等。在这方面,张作霖做得可圈可点,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印象:1920年山东水灾,张作霖认捐三十万元;1924年东三省筹贩,张作霖捐十五万元;“五卅”运动时,张又“捐廉两万元,救恤上海被英捕击毙及受伤者之家族”;1926年,张作霖接济北京红十字会高粱千石、小米六百石。在其家乡海城,张更注重收买民心,如捐金重修香火院,大水之年“先后发款贩济,活者数千家”。正是这些小恩小惠,让东北老百姓对张作霖这个奉系军阀生出许多好感,以至于在其百年之后杜撰出许多关于他爱民的小故事,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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